胡小军：《慈善法》实施后中国慈善行业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胡小军在深圳市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自2016年9月1日《慈善法》实施至今已将近一年，我想我们每位身处其中的同仁都会从自己的角度、逻辑来观察《慈善法》实施之后整个中国现代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趋势和变化。我想这个角度非常多元，内容也应该是非常丰富，并且每位同仁所阐述的内容可能也不同。下面我仅结合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对当前慈善行业的一些趋势和特点做几点观察。

    2016年对公益慈善甚至整个社会组织领域，都可以称为“政策年”，包括《慈善法》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密集出台，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慈善组织、社会组织天天都在学习这些《慈善法》，天天都在开会。我说过去可以这么说，但是在《慈善法》实施之后的这一年里，甚至在未来的几年里，《慈善法》的学习、普法和它的落实，我说开再多的会去学习都不为过。当然在整个《慈善法》出台之后，当热度过后也出现了很多行业的深思，就是它如何具体去落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慈善法》的出台不易，十年磨一剑，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它的真正落实。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对整个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主要有以下六点不成熟的观察和思考：

    第一，毫无疑问互联网公益继续突飞猛进。以腾讯基金会十周年为代表，在其发布的报告中特别的一些观点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通过大数据捐赠的数据来穿透整个互联网公益的本质，比如科技让人更慷慨，以及透明度决定筹款量，以及80后是现代社会公益价值观的重要分界线等等。通过十年腾讯公益平台的捐赠数据分析，让我们更好地来穿透互联网公益的本质。

    在互联网公益方面，我的观察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看似让单个的组织、单个的个人爱心可以得到很好的施展，公益慈善的组织可能有了更多选择的途径，更加多样化。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公益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其实我们并不是越来越走向分散，而是互联网让公益组织之间走向了更多的联合。我想这是我们刚开始没有想到的。单个的组织都有各种渠道，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趋势是这个行业更加走向了协作，更加走向了联合。以当前快速发展的联合劝募最为典型，联合促进了民间公益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对于社会公众的这种认可性或者正当性。

    当前公益慈善的发展正需要获得社会的这种认可性、正当性，这要大于我们之间的竞争性，所以在互联网募捐的时候我们联合劝募的方式会增加社会对我们的信任度，会增加社会对我们的接受度，所以看似分散，但是在走向联合。这是关于互联网我的两点非常粗浅的观察。

    第二，在现代公益慈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从2016年9月1日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基金会依然在扮演着公益慈善创新引擎的作用，其中有五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其一是以爱佑慈善基金会为代表，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与有效公益的系统方法为整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和深度的思考。其二是以南都公益基金会为代表的，以中国好公益平台的发布为标志，更多的基金会开始关注公益慈善行业的基础建设。其三是以中华儿慈会为代表，它是一个典型国字头的公募基金会，来自公众的捐赠已成为基金会募款主体，这意味着什么？我想儿慈会的实践为国字头或者说官办慈善会和公募基金会的转型树立了一个典型。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从治理结构上去入手，但是推动这些官办慈善机构从治理结构方面的转型很难，也很漫长，但是在资源结构的转型让他们更多的来提高市场竞争力，进而逐渐带动整个机构思维和治理的转型。其四是最早发源于深圳，但是在2016年开始以上海政府对社区基金会的推动，以及千禾基金会、正荣基金会发起的“禾平台”为标志，社区基金会正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

其五是以广东省何享健慈善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等为代表的基金会，在《慈善法》出台之后，他们在慈善信托、股权捐赠等方面先行先试，让整个行业摆脱资源基础薄弱这样的现状成为了可能。所以刚才饶锦兴老师谈到说我们面临很多人才困境，也进行了很多细致的分析，我现在的核心关注点是人才困境背后的那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我把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归结为我们这个行业的资源基础太薄弱了，我们的“池子”太浅，根本不会引来“大鱼”，几个数字就可以表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有6000家基金会，但是我们2016年度年末净资产才1200个亿人民币，很坦率的讲，我们经常做中美对比，我们的资产赶不上美国的几家基金会的资产实力，所以这个行业是非常薄弱的。

再看捐赠，根据中慈联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社会的捐赠为1108亿元，这意味着什么？只占2015年GDP的0.16%。但是我们看到成熟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这些地方2015年的捐赠为3700多亿美金，超过2015年美国GDP的2%。因此，国内整个行业的资源基础薄弱，这带来了一系列人才瓶颈的问题以及整个行业发展的很多问题，而单纯依靠现金的捐赠是很难带来改变的，但是股权等非货币的捐赠成为了可能。我认为只有这个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个行业才会可能有自己的物质基础，真正发挥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赋予社会组织的独特功能才有可能，所以这些基金会的探索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行业资源的基础做大做强有了方向。当然有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是在整个基金会的捐赠过程中，高校基金会依然是一个“吸金”的主体，在过去一年高校大额的捐赠频频出现。

    第三，我想当大部分公益的关注都聚焦于广东、上海、杭州、北京、成都之时，反映出这些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反映出其他大量的中西部地区全面落后与差距的日益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现状与90年代到2000年初的时候形成了鲜明对比。90年代和2000年初中国民间公益最活跃的地方在中国西部地区。从当前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中，公益慈善组织的参与不足、能力不足和动力不足，清晰呈现了这样日益拉大的差距。不过，在面对这一挑战和状况的时候，一些组织依然在努力。以壹基金为代表的组织，他们提出并大力在推动县域公益的发展，并借助于他们区域救灾网络等予以推动，下沉他们的资源、项目、技术到这些更需要、更加落后的地方去。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乡村贫困社区的建设，持续在向乡村发展方面的公益组织释放资源。当然还有邓飞先生的e农计划、腾讯的为村，以及发展迅速的古村之友，他们仍在孜孜以求，乡村可能依然是一块公益的希望之田。

    第四，在西部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东部相比差距日显的原因复杂。其中很多的学者将海外的基金会及资助机构的减少也作为一个原因。这就引出了第四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在2017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下简称《境外法》）对于国际慈善机构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工作影响。这里面也有两点。首先讲一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其实远到最早的中国青基会在非洲所开展的“希望工程”，再到爱德基金会、壹基金参与尼泊尔救灾，中国本土的公益慈善机构都在努力向海外走出去。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倡议的迅速推进正在加速这一过程。走出去其实并不容易，涉及到人才、援外经验、资金以及大陆本土捐款人对于我们到海外去开展工作的认知。这些都是中国刚刚成长起来的现代公益慈善组织需要去携手处理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以SEE基金会参加G20峰会并成为F20（Foundation Platform 20）合作伙伴，以刘小钢竞选成为百年国际狮子会的理事为代表，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公益慈善机构和人士积极参与全球慈善事业发展，带来中国慈善的声音。

    另外，随着《境外法》的实施，国际NGO在中国的工作面临巨大的转型。我把它称之为一个需要再适应的过程。这个转型的过程非常痛苦，一些可能会选择放弃，一些机构的内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阵痛，而那些能够适时进行战略调整的国际资助机构，由于能够娴熟处理在中国本土的工作，则会发挥他们新的重要的作用。

    第五，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最终依靠的是一批本土的、杰出的公益慈善人才。在过去一年我们可以看到以高校、专业支持机构、基金会作为主要驱动力的三方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更为立体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慈善法》实施前后一直到现在，中国有三所非常重要的高校又先后成立了公益慈善研究院或者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他们开始构建一个更为立体的公益慈善人才培养格局，而这也是在响应和落实《慈善法》中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慈善理论研究以及公益慈善人才培养的要求。

    第六，行业在快速向前的同时，行业的规范与健康发展也成为慈善组织重要的关注点。当前，综合监管已经成为各地最为重要的监管机制，但是在综合监管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着行政监管缺位，特别是当《慈善法》中慈善组织采取直接登记制度之后，其他的行业管理部门如何在直接登记制度之后依然发挥他们对慈善组织的支持、培育和政策指导的功能，这依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

    行业组织孱弱，依然发育非常不全。我们可以看到在《慈善法》中，有两处专门提到慈善行业组织的建设。但是像深慈联这样的机构很多是刚刚成立，或者很多地方还没有这样的有能力、有为、真的能够凝聚整个慈善行业的行业性组织。所以行业组织的孱弱依然是我们在综合监管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同时我们也强调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当前已经走出了重要一步，就是以信息公开为标志。但是社会监督依然缺乏有效的抓手。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政府、慈善组织和整个行业共同来思考并且推动。所以说与《慈善法》要求相匹配的一个慈善监管体制的建设依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重要的任务。

    还有很多的观察，时间有限，我就先讲上述六点。最后，在过去一年落实《慈善法》推动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最为可贵的是什么？我想就是那些改革的能动者。这些能动者可能是政府官员，也可能是社会创新家，也可能是知识分子，也可能是企业家，以及更多的一线工作者。这样的改革能动者更显可贵。我想，不是因为这些改革能动者更有前瞻性、更加有资源，而是源于他们深知当前的中国，整个中国的人民对于尊严、对于公平正义、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求，我想正是由于这样的认知才驱动他们不断地创新和突破，而慈善在这个过程中是一支积极而重要的力量。